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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中基层法院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的路径分析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 作者: 编辑:研究室1 审签:陈锋 字体:

  新媒体环境下中基层法院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的路径分析

  董忠波

  中国已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人民法院不仅处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一线,而且也处在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微博等新媒体所掀起的舆论风浪的风口浪尖。因此,司法宣传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高驾驭各类新媒体的能力,力争把握舆论应对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正如孟建柱同志所指出:“政法机关要与时俱进地转变思想观念,既切实加强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规律特点的研究,又着力加强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善待媒体,善用媒体,提升新媒体时代与社会的沟通能力。”

  一、当前人民法院涉案舆情应对的困境

  当前,我们正处于互联网广泛运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微博个人用户达3.31亿[摘自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由此,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碎片化呈现、即时性发布、裂变式传播”各类涉案信息,催生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对人民法院工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司法个案在新媒体的推动和炒作下,迅速放大成为社会的焦点和热点,个别案件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据《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显示,涉法涉诉舆情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另有机构认为涉诉舆情大体上占我国舆情总数的四成。毋庸置疑,人民法院已成为舆论的集散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处在显微镜下。

  但纵观近年来国内重大涉案舆情事件的发生经过及应对举措,不难发现,很多法院仍缺乏舆论风险意识和自信,应对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中基层法院缺乏对新媒体传播特点的认识和把握,舆情引导和应对手段落后、单一,不能及时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在新媒体环境下“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突出,频频造成舆情应对被动和舆情失控,甚至陷入两种尴尬的困境:一是当一些正确的司法裁判被炒作成热点舆情事件时,公众对涉案法院进行围观和“拍砖”,但涉案法院却不及时主动发声,于是,出现了“沉默的螺旋现象”[沉默的螺旋现象,指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于是,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公众的各种质疑声尘嚣甚上,而正当的裁判理由却“足不出户”,致使掌握“真理”的涉案法院在公共话语权体系中却沦为弱势;二是当公众对一些司法个案的关切得不到及时回应时,谣言或负面新闻便发挥“首因效应”,负面评价成为了公众对涉案法院的“固有印象”,涉案法院便陷入“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公权力体系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不论事后如何解释和回应,公众都会质疑其公信力,甚至,会从对一家法院的质疑推及整个司法体系,司法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方面,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活跃了民主与法治的舆论环境,也为人民法院坚持公正司法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另一方面,一些涉案信息经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传播后,迅速放大了其负面效应,涉案法院若应对不当,极易引发公共舆情事件。而中基层法院身处涉案舆情产生和发酵的第一线,其应对能力无疑将决定涉案舆情事态的最终走向。因此,如何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是摆在中基层法院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中基层法院涉案舆情应对能力不足的成因

  近年来,大多数涉案网络舆情事件发源地是中基层法院。从总体上讲,中基层法院对涉案舆情仍重视不够,认识不清,分析研判能力不足,引导应对措施缺乏,解决舆情的路径往往是依赖上级法院或宣传部门把关等等。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观念认识存在误区[欧阳梓华:《论公安机关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中国公共安全》2012年第4期,第81~85页。]。一是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忽视网络、微博等新媒介对司法形象的影响,对网络舆情漠然视之,任其发展,一旦爆发舆情危机,不知如何应对;二是片面认为法院的职责就是审判执行,与媒体打交道是宣传部门的职责,平时不注重从正面加强舆论引导,危机公关意识严重不足,一旦发生重大舆情,往往手足无措;三是认为“谣言止于智者”,幻想“只要审判执行工作没有问题,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对一些突发涉案舆情反应迟钝,刻意“不发声”,以致贻误战机,丧失舆情引导主动权;四是“新闻执政”意识不强,缺乏舆论自信,害怕因“说错话”、“表错情”而被问责,患上了“媒体恐惧症”,不敢直面公众的质疑,致使“失声”、“缺位”,错过舆情应对的最佳时机,导致涉案舆情愈演愈烈,最终引发全民“围观”。

  2、网评队伍基础薄弱。据有关会议透露,全国多数中基层法院没有落实专职网评员编制,更遑论配备专业的网评员,也未建立相应的兼职网评员、核心网评员队伍,更谈不上重视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有些法院虽然建立了队伍,但人员却以不精通审判执行业务的各部门内勤或刚进法院的书记员为主,属于“建而不专”,无从发挥兼职网评员在部门业务条线中舆情研判和引导的作用;还有些法院仅有队伍,没有建立相应的网评工作保障或激励考评机制,也没有落实相应的学习培训制度,网评员既没有工作积极性,也不具备基本的舆情引导知识和能力,属于“建而不能用”。以温州两级法院为例[温州中院本级12名核心网评员中审判员1名,助理审判员1名,书记员3名,2013年新进人员7名。],多数法院虽建立了网评员队伍,但或多或少存在前述一种或几种问题,实际上还是“花架子”,在实战中还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3、舆情应对机制缺乏。舆情应对能力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就成了“无源之水”。纵观近年来的涉案公共网络舆情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涉案法院个案应对能力不足,但从根本上讲,是这些法院缺乏有效的舆情处置办法及应急预案。一是缺乏舆情监测预警体系。“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苗头”。事实证明,提前预警远胜于事后“灭火”。当前,不少法院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缺少集信息搜集、预警、反馈于一体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难以及时全面掌握动态,往往贻误“战机”,造成事件处置的被动。二是缺乏舆情研判标准化流程[危怡、殷华:《论构建基层法院工作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第147页。]。很多法院内部部门职责不清,发生舆情后仍按照传统应对方式,等着上级法院或宣传部门确定“口径”,缺乏自主分析研判流程和能力。这种“唯上”的应对模式,不但研判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应对措施也跟不上网络舆情演进态势。三是缺乏舆情经验总结机制。多数法院平时只重视舆情事中处置,忽视事后总结经验,加之当前网评员流动频繁、新手居多,这些新手如果没有现成的预案、处置模型及案例作为参考,面对复杂多变的涉案舆情,败下阵来不足为奇。

  4、整体联动功能失调。涉案网络舆情在一些网络推手的恶意推动下,得以快速传播和发酵[齐奇:《浙江法院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状况及其应对调研》,《人民司法》2011年第13期,第4~5页。]。面对“网络水军”,启动整体联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法院系统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一是涉案法院内部部门联动职责不清,主要是舆情应对处置工作和审判执行工作“两张皮”现象严重,涉案业务部门主动性不强,往往把舆情应对工作推给办公室,而办公室往往掌握信息不全,制定的应对预案没有针对性,且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应对合力。二是涉案法院与宣传部门等横向联动失调,对较大的涉案舆情事件,宣传部门经常以“守土有责”为由,不重视也不愿意动用网信办的力量介入;但对上级领导关注的重大涉案舆情事件,宣传部门又过度介入,不尊重法院的应对自主权和法律专业意见。三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纵向联动不强。最高法院虽力推全国法院建立整体联动机制,但因缺乏配套的激励考评机制,各地法院缺乏工作积极性,联动效果并不佳。此外,当上级法院和当地宣传部门的意见相左时,涉案法院更是无所适从。

  三、中基层法院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的路径

  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是法院司法能力的重要内容,需要从理念、机制和队伍保障等各方面重新审视,把舆情应对工作作为法院在审判之外的“第二条战线”,从法院领导到各级法官、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等各层面守土有责,作为法院科学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工程推进。

  (一)构建正确的司法舆情观

  树立正确的司法舆情观是加强“能力建设”的基础。中基层法院要着眼于维护司法公信和权威,构建符合司法规律、反映时代要求的舆情观,努力解决法院部分领导和干警思想观念落后和“恐网症”问题。

  1、坚持司法公开是最有力的舆论导向。谣言止于公开,阳光是最好的辟谣者。公众之所以容易对审判过程及判决结果产生各种怀疑,很多时候来源于信息不畅。要做好涉案舆论引导工作,最关键的是落实公开审判原则,让法庭成为最好的法制宣传场所,并充分运用新媒体全面推进裁判文书公开,建立裁判文书数据库,供公众自由访问、免费查询,让判决书成为最好的法制宣传材料。

  2、规范司法是减少舆情的治本之策。在新媒体时代,舆论对法院工作和法官言行高强度、高密度、高持续度的无缝隙关注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只有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审判质量和实现公正司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涉案舆情的发生。当前,迫切需要在中基层法院推行“法官媒介素质提升工程”,切实提升法官的舆论风险意识,促进规范司法。

  3、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同步是基本原则。案情决定舆情。发生舆情后,必须坚持“解决问题第一位,引导舆情第二位”,借舆情引导工作来倒逼法院改进工作,这也是“新闻辅政”的题中之意。同时,还必须坚持同步原则,将舆论引导工作方案与敏感案件处置方案同步送审、同步落实,坚决杜绝敏感案件处置与舆论引导工作“两张皮”的现象。

  4、敢于正面发声是赢得舆论主动的关键。根据“首因效应”理论,“与其被动说,还不如主动说”,先入为主和主动喂料是避免谣言产生的关键措施。因此,对一些敏感案件,要做到“案件进展到哪里,新闻发布就跟进到哪里”,及时满足群众和网民的知情需要。当前,中基层法院要严格落实新闻发布制度,敢于主动出击、正面发声。

  (二)构建模型化舆情处置机制

  为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的个案应对能力和效率,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有效舆情应对模型,强化预警和研判能力,并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应对机制和处置预案。

  1、建立舆情分类预警模型。网络舆论热点话题衡量的基本指标由时间维度、数量维度、显著维度、集中维度及意见维度等五个方面构成[喻国明、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国舆情报告(上)——基于第三代网络搜索技术的舆情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32~138页。],借助信息网络技术,以五个维度的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相应的连续函数,然后用此函数模拟网络舆情的发展情况,再利用离散化的计算方法进行量化,不同维度之间的变化组合,可以建构不同的舆情模型,并设定不同等级的预警阀值,以实现自动及时预警功能[韩晓虎、曹丽勇:《网络舆情模型研究》,《科技资讯》2012年第3期,第10~11页。]。温州中院已结合《温州法院舆情网》建构了初级数学模型,能将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舆情形态转化为相应的危机预警模型,提高了舆情预警的速度,但精确度还有待提高。

  2、建立舆情动态演进模型[程倩:《网络舆情模型构建与网民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当前,涉案舆情形成和传播的渠道众多,群众和网民参与讨论的话题往往脱离案件本身,焦点难以确定,舆情态势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引导应对策略也需要根据态势发展作出不断调整。因此,还需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涉案舆情进行持续研究,即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具体涉案舆情的传播过程进行追踪统计分析,包括持续时间、报道强度及网民的情绪倾向等方面。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后,整合数据,模拟出涉案舆情发酵模型、扩散模型、异化模型以及涉案舆情阶段模型图,反映完整的舆情演变过程。该动态模型能够有效提升法院对涉案舆情的掌握和控制能力,有助于迅速完成危机处置。

  3、完善舆情应对处置机制。建构涉案舆情处置机制和应急预案,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和提升应对效率,是加强涉案舆情应对能力建设的核心工作。中基层法院要结合实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推进舆情应对工作制度化、机制化建设,着重是建立“人机结合”的舆情监控机制,强化流程规范的舆情研判机制,落实分级快速的舆情报告机制,构建分类引导的舆情处置机制[常见的舆情分类处置办法包括:第一时间回应、运用“责任切割”战术、突出跟进报道、引入中立的第三方评价、主动设置议题、加强网络阅评等等。对待一般的舆情,要有柔性意识形态思维,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允许自说自话自生自灭”,更注重采用“沟通互动开放+统一战线思维”进行处置。],完善及时发布的舆情回应机制;同时,还要优化舆论引导评估机制,从自我评估、主观评估逐步实现规范化、科学化评估,评估工作也可交由第三方独立完成,逐步完善舆情处置办法和应急预案,并及时总结舆论引导经验,组织编写典型案例,模拟各种情景下的宣传口径,建立相应“案例库”和“口径库”。

  (三)构建协同联动舆情应对体系

  涉案舆情的产生发展,其背后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涉案舆情高发的问题,需要法院各部门、上下级法院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协同联动、整体应对。因此,必须在解决“谁是舆情应对主体”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内外结合、上下呼应的有效舆情应对体系,提升协同联动能力,用“减震思维”谨防舆论“次生灾害” [ 此处参考了省高院新闻宣传处牵头、温州中院等法院共同参与的全省法院重点课题《关于涉案舆情引导应对能力的调研》的部分成果。]。

  1、内外结合:建立法院与党政机关协同机制。目前,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均设置专业部门或专人负责监控和应对涉本辖区的舆情,且人员配置专业、上下渠道畅通、技术装备先进,可以对涉案舆情的应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鉴于此,法院应主动融入宣传部门的舆情监控体系,并在党委牵头下建立起多方联动长效机制,积极争取与宣传部门建立起信息共享的舆情监控机制,参加有关舆情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新近舆情并就引导措施及应对方案交换意见等。但因涉案舆情应对工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我们在肯定横向联动必要性的同时,必须明确涉案法院在舆论引导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对宣传部门产生口径“依赖症”。

  2、上下呼应:完善上下级法院整体联动机制。在涉案舆情应对问题上,“一个法院出问题,全国法院形象都受损”。中基层法院在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的基础上,要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由中级法院建立舆情处置指挥中心,加强对辖区法院舆情应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就地及时处置一般舆情,而对重大的涉案舆情,则启动全市法院整体联动机制,系统化应对。同时,为配合指挥系统建设,构建有效联动机制,宜由中级法院统一采购或开发具备舆情预警、分析研判、预案生成、指令下达、舆情上报及绩效评估等多重功能的计算机软件,形成上下联通、信息共享、垂直管理的涉案舆情信息共享平台。

  3、厘清责任:强化法院部门间共同应对机制。如果法院内部仅仅靠办公室及宣传干部孤军作战,舆情应对就会缺乏整体合力。最高法院有关文件明确规定,涉案舆情应对主体是涉舆情业务部门,办公室主要提供“技术服务”,如搜集研判舆情、把关媒体导向、评估口径风险及策划议题设置等等;特别是对重大舆情风险案件,涉舆情业务部门要自觉将“舆论引导在先”作为必要的工作步骤,牵头拟定应对舆情的宣传口径。当前,中基层法院迫切需要在舆情处置办法或预案中明确涉案部门与办公室的职能与角色,厘清关系,强化责任,规范行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

  (四)构建复合型网评队伍模式

  加强网评队伍建设,改善网评人才结构,优化网评工作环境,是提升涉案舆情应对能力的重要保证。

  1、规范舆论引导工作组织建构。中基层法院要成立舆论引导工作领导小组,有条件的法院要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组建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网评员队伍,逐步形成“以领导小组为核心、以办公室为枢纽、以业务庭为基础、以网评员为支点”的四位一体的网状组织结构。

  2、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要建立常态化新闻发布制度,推动新闻发言人队伍专业化、专职化,健全新闻发言人和新闻机构负责人列席党组会和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机制,为新闻发言人开展工作创造便利条件。

  3、强化网评员队伍培训力度。要加强网评员的新媒体应用知识及网络阅评业务培训,并通过开展情景模拟、举办突发舆情应急处置演练及“新闻日”等活动,大力提升舆情分析研判、主动议题设置、与媒体沟通协调等能力。

  4、建设多层次网评人才智库。实践证明,在应对重大涉案舆情事件时,合作媒体的支持、意见领袖的引导和咨询专家的建议起着重要作用。中基层法院要增强与媒体合作的意识,有计划的团结、巩固和发展一批热爱和支持法治建设事业的媒体朋友及专家人才,探索建立由法院核心网评员、媒体时事评论员和民间意见领袖、特聘咨询专家等组成的多层次网评人才智库,以满足应对不同等级舆情需要。

  5、优化激励考评和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强化法院舆论引导工作责任,建立舆情责任追究制度,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全员岗位目标考核体系,落实激励奖惩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建立法院舆论引导工作投入保障机制,满足新媒体环境下网络阅评工作即时、数字兼容需要,优化网评工作环境和资源,提升保障供给能力。

  结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为此,各级法院需要采取“主动出击”的传媒策略,强化舆论执政意识,力戒“舆论恐慌”,通过推进司法公开、完善民意沟通机制、促进与媒体合作及有效引导舆论,逐步改善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

  【作者单位:温州中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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